海洋文化遺產是“歷史上的人類海洋活動、涉海活動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想意識、社會制度、科技創造、物質生活、民俗風情等的文化遺存”。海洋文化遺產類別是廣泛的，因為人與海洋的互動是廣闊的，從沿海村落、古代港口遺跡、海洋貿易物品再到古代國家的海權海防意識等，這些都屬于海洋文化遺產的范圍。海洋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包容、開放、進取，海洋文化遺產是海洋文化精神的載體，而海洋文化建設著眼于 “文化競爭力”的提升，目的在于 “文化生產力”，成為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海洋文化遺產主要有以下三類：

1.1海洋文化線路遺產

由于海上活動的特殊性，海洋文化線路遺產屬于文化線路遺產的一種。文化線路遺產是近年來國際遺產保護領域出現的一種新的文化遺產類型和遺產保護理念。按照《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文化線路憲章》的界定，文化線路概念強調的是要將線路中每個獨立存在的文化遺產作為一個整體組成部分來評估其價值。反言之，每個獨立存在的文化遺產串聯成了一個動態的文化線路遺產。正如羅莎·安娜·杰諾維斯所說，“文化線路往往會描繪出不同文明之間的邂逅，并且是建立人與自然文化遺產(包括有形的與無形的) 之間關系不可替代的關鍵”。據此來說，海上文化線路遺產主要包括了古港口、古建筑、摩崖石刻等物質文化遺產，以及民間漁業文化等非物質文化遺產。

自1994年在西班牙馬德里召開的“文化線路遺產”專家會議上第一次正式提出“文化線路”這一新概念并予以重視和研討，至2008年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第16次大會通過《文化線路憲章》，“文化線路”作為一種新的大型遺產類型被正式納入《世界遺產名錄》范疇以來，世界各國以“文化線路”類型申報世界遺產已經成為一種備受重視的新趨勢。目前，世界范圍內被納入《世界文化線路遺產名錄》的“文化線路”已有西班牙圣地亞哥朝圣之路法國米迪運河、荷蘭阿姆斯特丹防御戰線、奧地利塞默林鐵路、印度大吉嶺鐵路、阿曼乳香之路、日本紀伊山脈圣地和朝圣之路、以色列香料之路等；被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確認以備推薦給世界遺產委員會的“文化線路”已有30多條，其中包括中國的已被列為世界遺產的萬里長城、京杭大運河、絲綢之路（中國段）；另有茶馬古道、古蜀道等也都已排上了中國申遺的議事日程。

“海洋文化線路”遺產，是“文化線路遺產”中的一個大類，在世界范圍全部已有和潛在的“文化線路遺產”中，占據著至今尚難以精確統計但無論如何高估都不會過分的十分重要的比重，其空間分布的廣度和密度、其數量和歷史積淀與層積的時值長度、內涵、價值、地區十分重要[5]。“海洋文化線路”遺產作為人類跨越海洋實現文化傳播、交流和融匯的歷史形成的線性文化遺產，其內涵廣泛而豐富，遠遠超越人們所熟悉的“海上絲綢之路”以海上貿易為中心視域的歷史遺產內涵。但是，盡管海洋是人類最大的依存與發展空間，跨海交流的海上線路是世界上最為典型和廣泛的文化交流線路，盡管已有的世界遺產有不少與海洋相關的遺產，但迄今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上，“海洋文化線路遺產”還沒有被廣泛而且普遍地作為“文化線路遺產”的一個“類型”來看待和對待。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海洋文化線路遺產”這一概念、這一意識尚未得到足夠的凸顯。也就是說，人們大多還沒有充分認識到“海洋文化線路遺產”的存在，或者還沒有給予其足夠的重視，因而也就談不上對其實施了足夠的保護、足夠的利用，使其價值、作用尚未得到足夠的彰顯、足夠的發揮。

環中國海“海洋文化線路”遺產本身的特點是指，在環中國海上一條條“文化線路”的串聯之下，古代中國與東亞包括東北亞、東南亞地區一直都保持著密切的“文化共同體”關系，正如法國學者丹尼斯·隆巴爾（Denys Lombard）曾說過的環南中國海那樣：“中國華南地區和環南中國海地區，由于世代的貿易網絡和文化交流而密不可分，構成一個可以和布羅代爾討論的地中海一樣的整體。

圖 1 海上絲綢之路示意圖

1.2 海洋水下文化遺產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1年《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公約》規定，水下文化遺產指“至少100年來，周期性地或連續地，部分或全部位于水下的具有文化、歷史或考古價值的所有人類生存的遺跡”，包括遺址、建筑、房屋、工藝品、人類遺骸、船舶、飛行器、其他運輸工具或其任何部分及其所載貨物或其他物品，具有史前意義的物品。

1.3 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

畢旭玲指出，海洋非遺是指各種以非物質形態存在的，與沿海民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沿海民眾世代相承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包括口頭傳說、傳統表演藝術、民俗活動和節慶禮儀、有關海洋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技藝等以及與上述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具體而言，就是沿海的人們由于承受海洋的廣闊、潮汐、神秘等特性，而衍生出的人文特性與精神，以及體現的人的思維活動和在經濟、生活和文化等方面而產生的行為準則與方式。